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中展现广东担当作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要深化与香港、澳门合作，在服务“一国两制”伟大实践、推动大湾区建设上进一步展现广东担当和作为。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来，在一系列“软、硬联通”所促成的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大湾区高效流通的成效后面，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统一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等新形势与新要求，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命题。继续携手港澳推进大湾区建设，需要在新发展阶段推进“一国两制”原则下的融合发展，以创新思路实现大湾区深度融合。

　　融合发展是“一国两制”实践的有效模式

　　党中央高度重视港澳长期繁荣稳定问题，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意图之一便是为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新空间。大湾区建设实践表明，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粤港澳三地融合不断深化，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机遇不断出新、融入的领域不断丰富、融入的热情不断高涨。与此同时，广东作为港澳发挥独特优势的“新空间”，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构建亦获得了“新动力”。融合发展令大湾区活力不断增强。

　　首先，融合发展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开展高质量合作。通过“软、硬联通”促使资金、技术、信息、货物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内高效便捷流通，提升市场一体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程度，不仅有利于维持港澳繁荣稳定，也有利于推动广东的经济提升。例如，“跨境理财通”开通服务后约一季度内，投资香港的“南向通”规模超1亿元，投资大湾区内地的“北向通”规模超1.7亿元。由此显示，随着支持粤港澳三地金融互联互通的措施不断创新，“深港通”、债券“南向通”、“跨境理财通”等助力大湾区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措施，不仅为香港金融市场繁荣发展注入了动能，同时促使大湾区资本市场蓬勃发展。

　　其次，融合发展有助于解决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卡脖子”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亟须充分发挥粤港澳科技研发和产业创新优势、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为服务科创产业协同发展、支持三地学者开展科研合作，广东省财政科研资金过境港澳使用政策自2019年开始实施，粤港和粤澳科技合作载体、合作项目、参与的科研人员均不断增加。同时，为培育港澳具有潜力的科研人员，支持港澳优秀学者在基础研究领域作出创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自2019年起将“优秀青年科学家基金项目”申请向港澳八所大学开放，研究经费同样可以跨境使用。

　　再次，融合发展有助于港澳居民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通过民生领域的制度创新，至2022年2月，大湾区已在医师、教师、律师等8个领域实施双向互认，2000多名港澳专业人士取得了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港澳居民在粤参加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累计已达27.5万人次，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9.54万人。这些政策举措为港澳居民融入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学习、生活提供了基础保障，亦为广东提升对港澳人才乃至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提供了支持。

　　广东要以创新思路推进大湾区融合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跨境的世界级城市群，是城市群发展至成熟阶段的产物。大湾区进入融合发展新阶段，需要从更高的站位、更创新的视角、更系统的考量推进区域融合发展，以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为此，广东要勇于以创新思路展现担当和作为。

　　一方面，要以大湾区的重大合作平台和重大合作项目为工作抓手，在融合发展中充分发挥港澳独特优势，并积极探索融合发展的新赛道，以创新思路支持港澳增强发展动能，为港澳与内地更大范围的区域开展深度合作作出示范。横琴、前海、南沙等自贸片区均已制定推动粤港澳深度融合的发展规划方案，其中涉及三地产业融合发展的有多个新领域，例如绿色金融。金融对促进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杠杆调节作用，绿色金融发展备受关注，大湾区的绿色项目亟须国际资金进入，绿色金融将是大湾区金融融合发展的新领域，广东应积极推进制定统一的绿色金融分类标准，推动省内金融机构与港澳对接，合作创新绿色金融工具和产品。

　　另一方面，要以提升大湾区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在融合发展中对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要，积极探索并落实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大湾区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部署。以其中的“支持依托深圳国家基因库发起设立‘一带一路’生命科技促进联盟”为例，至2021年底，该联盟在打造“一带一路”区域标准化体系、联通“一带一路”区域标准与ISO标准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工作成效。可见，生命科技创新产业为粤港澳三地的生命科技项目合作者提供了进一步探索的广阔前景，大湾区的实践为带动我国高科技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投入起到了示范作用。

　　（钟韵 作者系暨南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