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热议：广期所助力广州逐鹿国际金融中心

　　今年的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大力支持广州期货交易所（下称“广期所”）开业运营。就在几天前，证监会批准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这意味着广州从上世纪90年代孕育的“期货梦”迎来圆梦时刻。

　　此前，我国四家期货交易所分别为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证监会批准设立广期所意味着中国第五家期货交易所将面世。

　　广州期货交易所，无疑将成为重要的国家级金融战略平台。那么，广期所将给广州带来什么？将如何引领广州金融做大做强？这也成为广州“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好事多磨

　　期货交易所的前世今生

　　广州其实一直是期货行业的先行者。

　　早在1992年，广州就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广东万通期货。此后短短两年时间里，广东期货公司的数量攀升至130多家，期货从业人员、成交量位居全国首位，广州商品期货交易所和华南期货交易所也相继成立，后合并为广东联合期货交易所。

　　由于当时市场不完善，全国期货交易所后来均被叫停。但此后多年间，广州对期货交易所的谋划并未止步。自2006年开始，广东省和广州市开启恢复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工作，“争取恢复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的相同表述开始见诸相关官方文件中。

　　2012年4月23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广州市服务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推动粤港联合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在南沙新区以创新方式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

　　进入2019年，广州多年努力终于被写进国家性战略。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广州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研究设立以碳排放为首个品种的创新型期货交易所。

　　影响几何

　　或可实现期货交易定价权弯道超车

　　很多人都炒股，但对期货交易较为陌生。那么，广州期货交易所到底有什么作用？

　　受访的人大代表认为，广州期货交易所可以帮助广州乃至我国实现定价权和风险管理的弯道超车。

　　大宗商品由于交易惯性和路径依赖，定价主动权往往一旦形成就很难转移。定价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话语权，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已经被欧美垄断。

　　“在这些传统领域我们很难超越欧美成为国际贸易的定价场所。但是如果在其他细分品种，在暂未完全形成定价权的市场，我们首先取得全球定价权，将实现弯道超车。”在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资产管理协会会长闵卫国看来，广州期货交易所相较于证券交易所，在直接汇聚资金和拉动经济方面偏弱，但是期货交易所在定价权、风险管理方面意义非常重大。

　　此前，我国原有的四个期货交易所均不在华南，而这一格局将被广期所改变。

　　“广州期货交易所代表的大湾区与其他交易所南北呼应，是对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空间布局上的合理补充，这将助力广州地区、大湾区和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闵卫国认为，广期所将扩大广州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影响力，间接促进广州经济增速和长足发展。

　　在一些人大代表看来，广期所带来的乘数效应不可限量。

　　在广州市人大代表、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副院长张自力看来，于广州而言，获批建立期货交易所的意义，决不局限于广州多了一个全国性金融机构，这背后还有潜在金融服务集聚区所形成的加持乘数效应。

　　“广州期货交易所的成立，将产生以广州（区域金融中心）为核心的区域金融集聚效应，形成在国内有着极具辐射影响力的粤港澳金融圈。”张自力说，广期所将吸引带动更多金融机构和企业总部入驻广州，从而产生出强大的金融服务集聚区聚集效应。

　　这种乘数效应还体现在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联动上。

　　张自力认为，广期所将有利于实现大湾区香港、深圳、广州等在金融业务上强强联动，增加资金的吸纳能力。

　　闵卫国持有相似观点，广期所的设立将从全国范围内虹吸资金、产业、人才，极大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大宗商品战略安全，并且将吸引聚集一批银行、证券、基金、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及总部企业，进一步增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从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来讲，期货所昭示着广州走向了一个新赛道。”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南粤基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涛对期货所很是期待，他认为广期所是着眼未来，是促进广州金融进一步开放的重要举措。

　　对标国际

　　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

　　广州市“两会”期间，在广期所之外，另一组关于金融的数据也引起关注。

　　截至2020年12月底，广州本外币存贷款余额首超12.22万亿元，增速也创新高，达到15.2%。这是继2019年，这两项余额首超10万亿元后的又一次突破。

　　12.22万亿元的体量几乎等于两个西部某省的存贷款余额。这代表广州的“资金池”更大，“吸金”能力更强。

　　当然不止是“吸金”能力，近年来广州一直一步一步向上爬，“腰杆”渐直。

　　数据可见一斑，“十三五”期间广州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左右，高过GDP的增速。从外界排名上也能看出来，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排名中，广州5年实现16连跳，从2017年的第37位升至第21位。

　　“腰杆”直了，目标也高了。

　　2020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更进一步，措辞变成“提高金融资源配置能力”。

　　金融资源配置能力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从“服务实体”进阶为“配置资源”，不难看出，广州金融业在支撑实体的同时，也有了逐鹿国际金融中心的雄心。

　　“广州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既要能够容纳、整合周边的金融资源，又要能够将各类金融资源有机组合，形成金融网络体系，并为各式各样的金融交易提供一个高效灵活的平台。”闵卫国说。

　　在他看来，广州可以通过发展特色金融领域培养本土金融主体。汽车产业长期以来都是广州的支柱产业，汽车金融也是重要金融力量之一。

　　“目前汽车金融的经营模式传统，但是可以考虑从政策、资金、平台、技术多渠道鼓励提升汽车金融产品结构模式创新，这将会正向推动汽车金融服务业的提升和发展。”闵卫国这样建议。

　　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离不开金融的开放。

　　“建议对标国际,借助南沙自贸片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在市场定位、运作机制、交易品种和服务等方面与国际惯例接轨。”广州市政协委员方颂说。

　　他还建议，推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服务RCEP贸易和中欧投资。

　　“对标国际,建立全球金融市场规则对接、产品服务互认、监管协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机制，还要加强监管协调,针对跨区域、跨市场、跨行业风险,与RCEP和中欧投资协议成员国建立联合防范和监测机制,形成监管合力。”在方颂看来，苦练内功抢抓机遇补短板，广州未来能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南方日报记者 吴雨伦 郑慧梓 宾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