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增幅居国内主要城市首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对一座城市而言，科技实力是决定未来的关键力量。

　　广州市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广州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支出达677.74亿元，2016—2019年均增长15.6%；全社会研发投入（R&D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即“研发投入强度”）由2.1%提高到2.87%，增幅居国内主要城市首位；研发投入总量居全国第四。

　　根据广州“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广州R&D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要达到3.4%左右。R&D是科技活动中最核心、最具创造力的部分，R&D投入越多、投入强度越大，说明区域科技实力、发展潜力与核心竞争力越强。

　　可以看出，广州研发拥有雄厚实力和难得机遇，科技创新发展态势不断向好。但另一方面，挑战和短板也客观存在：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广州研发强度不仅落后于北京（6.31%）、上海（4%）、深圳（4.93%），而且距离西安（5.17%）、杭州（3.45%）等地也有一定差距，在全国排名未入前十。

　　“十四五”时期，是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巩固提升城市发展位势的关键阶段。前有标兵、后有追兵。面向未来，广州建设科技创新强市、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依然是一场硬仗。

　　1 奋起直追

　　“R&D投入”指标，堪称全社会创新驱动发展的“指挥棒”。

　　早年，R&D投入情况主要反映在相关的产业数据里，并未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有集中体现。近年来，国家统计局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与国际接轨，实施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将R&D投入纳入地区生产总值核算，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以在统计数据上进一步凸显。

　　2019年，广州的研发投入总量（677.74亿元）位居全国第四，较北京（2233.6亿元）、上海（1524.6亿元）、深圳（1328.28亿元）均有超过600亿元的差距。

　　另一方面，广州的研发投入总量与身后的苏州（625.2亿元）、杭州（530.4亿元）差距并不太大，稍有不慎研发投入总量的全国第四就将易主。

　　百舸争流、不进则退。如果广州科研投入长期相对不足，城市发展或将面临后劲乏力之困。

　　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9年间，广州市每年R&D经费投入占比分别为2.1%、2.31%、2.48%、2.63%、2.87%。

　　作为经济总量长年稳居全国前列的城市，广州研发投入强度逐年加大且保持可观增幅实属不易。这是广州奋力追赶、加快补齐短板的体现，也折射出广州对于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

　　在创新资源的投入端，与R&D投入相关联的其他指标近年来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攀升。

　　“每万名从业人员中从事R&D研究人员数”反映了区域的创新人力资源投入强度。2019年，广州该指标数据为133.76人年/万人，较2018年的121.75人年/万人有较大幅度提升。

　　“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反映了政府对科技创新投入的重视程度。2019年，广州这项指标的数据为8.51%，比2018年上升了1.98个百分点。

　　其中，2019年，广州市政府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2865.33亿元，同比增长14.33%；2019年，广州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为243.95亿元，同比迅猛增长49.05%。

　　财政资金的流向往往具有市场投资风向标的作用，广州此举对于引导地区资本进入科创领域意义重大。

　　2 短板在哪

　　拥有庞大经济体量、坐拥高端科研院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广州拥有丰富的创新土壤。从研发强度看，在自身纵向比较上快速提升的同时，横向上，为什么跟其他一线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影响研发投入的因素复杂。按活动类型分类，研发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部分。“企业投入集中在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两部分，基础研究则主要靠政府投入。”广东省科学院学科带头人、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庄巍介绍，1995年至今，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的比例稳定在6%以内；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占比始终占据研发投入的大头。

　　具体到广州，或可主要归因于三大方面：缺乏龙头型科技企业、院校投入占比不高、政府财力支撑受限。

　　首先，一个直接的影响因素在于，广州龙头型科技企业相对匮乏。

　　比如，2020年中国500强企业研发投入榜单前10名的企业中（统计前一年数据），华为以1316.59亿元位居首位。

　　此外，阿里巴巴、中石油、中国移动等企业也榜上有名。前十名企业研发投入最低超165亿元。这些企业所在的城市——深圳、杭州、北京等，研发投入强度同样走在全国前列。

　　2019年，广州117家A股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累计达219.25亿元。投入最多的广汽集团为50.41亿元。广州如何将科创基因深刻在企业经脉中并使企业壮大，仍是亟需突破的课题。

　　其次，广州科研院所数量虽然较多，但此类机构在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中占比较低。

　　从数量规模来说，企业产业的R&D投入，远高于科研院所的R&D投入。以广深的分工合作为例，广州的科研院所形成了基础研究成果后，再转移至深圳进行产业化。这就意味着，在同一项技术产品的发展历程中，深圳R&D投入量往往多于广州。

　　此外，广州只能在有限的财政总盘子里，做出极致的发挥。

　　即使广州财政科技支出大幅增加，但广州客观上受限于财政制度，可支配财力与其他国内主要城市差距较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2019年广州市财政科技支出不足北京、上海的三分之二，不足深圳二分之一。财政科技支出包括R&D活动，前者的量级将直接影响研发投入力度。

　　3 如何破局

　　提升R&D投入强度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发展资本市场、加强科技金融体系建设，或是破解广州研发投入之困的钥匙。

　　“北、上、深风投创投多元，资本市场较为成熟，企业产品还处于创意阶段时，资金往往就能到位，这也促成了R&D经费投入。”广州市社科院数量经济所所长欧江波表示。

　　当市场化成熟了，R&D投入就越来越依赖于企业自有资金、风险投资资金。相反，某地区充分实现市场化之前，R&D投入才会偏重于财政资金。

　　如何让有限的财政资金效用最大化？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统计所所长玄兆辉给出的答案是，关键是发挥好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等资本放大功能。例如，广州正在着力落实好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欧江波提出的建议是“间接投入，优化外围”——不是直接拨付给企业、院校，而是用于购买公共设施、搭建平台、培育人才等。

　　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巨大。但专家们的一个共识是，扩大R&D投入，单靠政府财政砸钱不可取，最高效的资源配置，还是靠市场来解决。

　　其实，广州有一张现成的“王牌”——本地众多中小企业，与华南最集中的科研院所之间，有着天然的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关系。广州技术供给有力、产业市场庞大。

　　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突破了1.2万家，稳居全国第四。中心型科技企业受限于体量，其资金往往集中于生产过程而非研发阶段。它们常会购买既有的成熟技术。

　　难点在于，如何打通中小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的信息隔阂？如何让产业化市场在本地发展壮大？如何让科技创新链发轫、延伸和发挥功能？

　　无论是新型科研机构的陆续建立，还是省科学院的市场化转型，抑或是科技服务机构的牵线搭桥……广州已在探索破题之道。

　　4 抢占未来

　　“十四五”开局，广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创新强市蓝图再次升级。

　　“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升广州国际科技创新枢纽能级”，是广州“十四五”的重要目标。

　　以中新知识城、南沙科学城为极点，一条链接全市域科技创新关键节点的科技创新轴浮出水面。这条广州科创的脊梁堪称一个大招。它将是推动广州科技创新向“高、精、尖”迈进的重要一步，也是广州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布局。

　　南端，中科院正与广州在南海之滨合力打造一颗中国科学皇冠上的最美明珠——南沙科学城。

　　北端，围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知识中心，中新广州知识城正迈向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

　　两大极点之间，同样聚集了大量国际一流的人才资源、科技基础设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科技型企业。广州科学城已成长为企业创新沃土，集聚几千家科技企业、数百万平方米孵化器，跻身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序列。

　　从南到北，从战略性前沿科学研究到新兴产业，广州科技创新轴贯通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的创新链，铺排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各环节。

　　以珠江为轴，包括了“一江两岸三片区”的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广州特色的“1+1+4+4+N”战略创新平台体系已在“硬核”布局；华南技术转移中心和环五山、环中大、环大学城科技成果转化基地蓝图已经绘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以及广州制造“八大提质工程”如火如荼……

　　“这些布局为广州带来了更多技术源，科技人才实现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值得期待。”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党组书记、理事长、院长李令奇表示。

　　焦点

　　穗企研发投入藩篱待破

　　地方政策应有效对接国家科技项目并契合产业发展环节

　　广州地方的激励政策可以与国家科技项目进一步接轨；普惠性科技项目的扶持应当实现可持续、常态化；科技项目的设立需要“科研端”与“产业端”并重；财政资金在风投过程中应该具有兜底、跟投等职能……

　　目前，广州已出台了多项政策刺激市场主体开展研发投入。从顺应市场研发投入的规律出发，广州市的企业、专家、金融机构等对此提出了多项改进建议，主要侧重于财政资金引导与产业政策配套等方面。

　　政策应匹配企业需求

　　“没有研发就不会领先，没有领先就没有市场。科研投入是企业的命脉。”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黄正旭直言。

　　以禾信仪器为代表的诸多广州企业，现已培育出较强的科研投入意识。让企业撸起袖子、放开膀子加油干，广州在科技体制提升方面仍有空间。例如，对于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企业，广州可给予更多的配套支持。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申报科技项目的工作人员刘丹提到，“如果企业可以斩获国家级项目，地方更应支持这种在全国范围内有竞争力的企业。因为国家已经帮地方政府筛选出了优质企业。”

　　国内其他部分城市对本地牵头国家级项目的企业，会给予1：1到1：1.5的资金配套。刘丹说：“这相当于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了自筹资金。”

　　地方有配套政策，企业在申报国家级项目时可能更有优势。因为国家在考察申报单位时，有时也会掂量，“你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把项目做好”。

　　近年来，广州已在积极对接和争取国家、省重大科技项目，大胆创新项目组织方式，采取定向组织、自主选题和公开征集相结合的方式遴选项目，创新优化项目专家咨询评审机制和项目决策管理机制，大幅提高项目支持强度，促进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

　　“我们希望政府的扶持，能够更加符合企业发展需求，打造一系列第三方医学检测行业、粤港澳大湾区及国家标准。”金域医学相关负责人表示，例如针对后期临床注册、物价等方面的支持，与前期企业研发阶段的政策支持对应跟进，通过规范化的运作体制和鼓励性的政策，加大技术融合医药创新转化力度。

　　此外，广州的部分科技企业还反映，普惠性科技项目的扶持资金额度也较低，仅类似于补贴性质。且普惠性政策存在年限限制，不易做到持续性补助。这些因素降低了政策对龙头企业的吸引力，也不利于激发科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政府基金须注重跟投

　　“我们通常把政府基金也称为引导基金，但我认为政府应该跟投，而不是引导。因为，我们不知道要（把创新）引导到哪儿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2020年小蛮腰科技大会上表达了这一观点。

　　在他看来，根据科技创新的规律，应当由市场化基金去发现、评估科技项目。因为他们的考察较为客观。“政府都知道的事情，还能叫创新吗？”樊纲说，由市场资本用脚投票，政府基金只要做好跟投即可。

　　这样，政府能够为民间投资分担一定的风险，激励风投创投事业发展。此外，他还建议政府基金做到“早退出”，当科技项目成熟了、挣钱了，就该让利于民，由私人资金支持它继续发展。政府资金提高周转，还可以投资更多科创项目。

　　在广州不仅有广州市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基金（下称“引导基金”），也有为市场投资风险兜底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损失补偿资金池（下称“资金池”）。

　　根据新近出台的《关于新时期进一步促进科技、金融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引导基金未来或将调整为广州市科技成果产业化天使母基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共同设立天使投资子基金，100%投向天使类科技创新项目。

　　资金池目前已累计放款超过300亿元，为广州初创科企扩大研发投入立下了大功。但据广东某银行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资金池所涉主体较多（投资者、被投资方、政府、金融机构等），各方在风险、利益分担方面都有自己的考虑，资金池放款效率较低。

　　然而，小型企业对资金的时效性十分敏感。“他们经常只需续上一口气，利率高点都无所谓。”该银行业内人士表示，因此，政府资金池如果在流程优化、放款节奏上把握好，将更有利于市场为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注资。